安德鲁·P·纳波利塔诺(Andrew P. Napolitano)探讨了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并回顾了殖民时期人们的担忧:一个由“3000名暴君”组成的政府可能与单一君主一样危险。他认为,美国建国者设计了一个平衡体系——即由人民、主权州和联邦行政机构构成的“三足鼎立”架构,旨在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失控。
纳波利塔诺指出,这一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瓦解,他援引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改革以及州政府治理的联邦化作为关键因素。联邦政府通过提供联邦资金作为诱饵来规避宪法限制,侵蚀了州主权曾经提供的“自由实验室”。此外,纳波利塔诺也批评了各州自身的权力滥用,例如限制性的新冠疫情封锁政策。
最终,作者警告称,现代美国已演变成一种由背信弃义的多数派利用联邦财政来攫取少数群体财产和自由的体制。他总结道,历经250年后的美国实验,其现状已成为建国者们无法辨认的体系,其特征表现为联邦权力的过度扩张以及对宪法忠诚度的下降。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最近通过一篇题为《我为何支持亿万富翁财富税》的 Substack 文章力推财富税,但随后却披露该政策实际上针对的是净资产在 5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千万富翁”。该提案基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超级富翁税法案》,要求对超过该门槛的财富每年征收 2% 的联邦税。
批评人士认为,这证实了所谓的“滑坡效应”,并指出该门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降低。尽管该政策被打上“亿万富翁税”的标签,但受通货膨胀和立法范围扩大影响,其覆盖的家庭数量已远超最初引入时的规模。反对者(包括分析人士和社交媒体评论员)警告称,这种税收更像是年度资产没收,而非传统的税收,因为它需要美国国税局对私人估值进行持续监管。
这篇文章还引发了讽刺:康纳在推动对不可撤销信托征税的同时,他自己的家族财富却被安置在类似的结构中。最终,批评者认为,此类税收在其他国家历史上要么以失败告终,要么最终扩大到中产阶级;这些政策优先考虑对纳税人进行无休止的审计,而非财政问责,且受征税门槛影响的群体在未来周期中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最终导致阿里巴巴禁止其员工使用 Anthropic 的“Claude Code”工具。
此前,Anthropic 指控阿里巴巴进行“模型蒸馏”,即非法利用从 Anthropic 模型中提取的数据来训练自家的 AI 模型。在开发者发现 Claude Code 包含旨在识别中国相关用户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模型抓取的安全机制后,双方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对此,阿里巴巴已指示员工改用其内部编码平台 Qoder。
这场冲突凸显了人工智能竞赛中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竞争。随着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访问控制以防止知识产权被窃,中国公司正日益转向阿里巴巴的 Qwen 或 DeepSeek 等开源模型等国内替代方案。市场格局的转变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变得极具竞争力,其性能几乎与美国的前沿模型相当,但成本却只有后者的一小部分。因此,尽管存在监管壁垒和安全担忧,中国模型仍获得了显著的市场影响力,这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格局可能发生转变。
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讲中,纽约市长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将他的异议定义为最高形式的爱国主义。这位社会主义领导人将美国描述为一个以至上主义、不平等和企业贪婪为特征的体制,并对从寡头到保险业等各方势力进行了抨击。
曼达尼的演讲重点关注了移民问题,他将联邦执法称为“入侵”,并称赞那些阻挠执法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他进一步批评了国家在“炸弹和救助金”上的支出,同时强调了国内的贫困问题,尽管他本人近期也接受了政府的救助资金。
这篇演讲成为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在民主党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宣言。通过将抵制联邦法律和系统性反对重塑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曼达尼标志着该党派系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曼达尼没有歌颂国家的历史,而是利用这一平台否定现状,并主张对美国身份进行彻底的重构。
播客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宣布计划协助建立第三个政党,尽管他坚决重申自己无意竞选公职。
卡尔森的转变源于他对两党制的失望,他将这种制度形容为在外交政策上的“一党制国家”。他特别批评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际干预问题上的“步调一致”,并以近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作为主要例证。卡尔森认为,由于当前的政治领导层(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这些议题上保持一致,选民缺乏有意义的选择。
卡尔森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行列,包括埃隆·马斯克、乔·曼钦和安德鲁·杨,他们都主张为当前的党派建制派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卡尔森强调,他打算尽其所能打破现状,并表示自己还“太年轻”,无法接受一个由他所描述的“不择手段者”所统治的制度。
在美国,拥有住房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高昂的房价与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相叠加,再加上个人储蓄的枯竭,使得购房门槛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和更广泛的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了经济压力,迫使许多潜在买家重新考虑将租房作为唯一可行的选择。
盖洛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已跌至历史最低点。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机。这种悲观情绪与疫情前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2年之前,即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民众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也始终保持在50%以上。然而,目前的信心水平已降至盖洛普自1978年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的最低点,反映出美国人的“住房梦”正发生深刻的转变。
詹姆斯·希克曼(James Hickman)认为,美国250年的历史由一个反复出现的悖论所定义:深刻的国内动荡与非凡的创新并存。在整个20世纪,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政治暴力、金融恐慌以及政府职能的扩张,包括美联储的建立和所得税的实施。然而,这些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滞胀时期的“黯淡”阶段,却始终催生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最终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如今,尽管美国正面临着新的政治分裂、债务攀升和社会动荡,但它同时也走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核能领域的前沿。希克曼认为,美国的韧性根植于其对个人自由的根本承诺。虽然未来的道路很可能包含通货膨胀和不稳定,但历史表明,押注美国理念的失败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他总结道,虽然最好的日子很可能还在后头,但个人应当制定一份“B计划”——这并非出于恐惧,而是为了确保在不可避免的动荡时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Bas van Geffen 的最新报告重点介绍了中央银行和全球市场的关键动态。在欧洲央行辛特拉会议上,官员们重申了对央行独立性的承诺,尽管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自主权面临法律挑战,且其领导层可能因政治压力而面临重组。
在财务方面,欧洲央行正考虑提高银行的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此举旨在缓解因向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而导致各国央行亏损所带来的政治敏感性,而非将其作为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
在美国,6 月份疲软的非农就业数据和不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导致市场下调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人工智能行业重新焕发的乐观情绪推动下,股市因此受到提振。
在地缘政治方面,尽管近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在未发生重大冲突的情况下结束,但在冻结资产的解封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控制权问题上,双方仍存在严重分歧。尽管政治言辞显示出进展迹象,但协议的执行因诉求冲突而陷入停滞,地区紧张局势依然高涨。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娱乐与公园管理局曾发布一条现已删除的社交媒体帖子,宣布市政厅将升起索马里国旗以庆祝索马里独立日,此举引发了保守派评论员和立法者的强烈抵制。
包括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俄亥俄州众议员布莱恩·斯图尔特(Brian Stewart)在内的批评人士谴责此举“反美”,认为政府大楼不应悬挂外国国旗,尤其是在美国即将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一些官员进一步指出,这种姿态阻碍了文化融合,并削弱了公共机构的宗旨。
在舆论哗然及媒体质询后,该市删除了相关帖子。市政府发言人随后澄清称,最初的公告并不准确,表示国旗不会被升起,并称市政府误传了一项错误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