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永久性化学物质”(PFAS)已渗透到全球环境和人体中,并与癌症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等严重的健康风险有关。尽管 3M 公司——这些化学品的先驱——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发现了它们的毒性,但该公司多年来一直隐瞒这一信息。 音频系列节目《纸上痕迹》(Paper Trail)通过 3M 前科学家克里斯·汉森(Kris Hansen)的证词,探讨了 3M 如何维持这种沉默。20 世纪 90 年代,汉森发现普通民众的血液中存在 PFAS。尽管有她的发现,但 3M 的领导层仍对她进行心理操控,声称这些化学物质无害,并质疑她的能力以掩盖真相。即使汉森将数据提交给 3M 的首席执行官,她的担忧也被置之不理。 调查显示,保守一个全球规模的秘密并不是靠销毁文件,而是靠企业忠诚文化和对员工的策略性操纵。通过孤立举报人和鼓励否认文化,3M 成功地延迟了公众的知情。直到几十年后,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和诉讼,这场灾难的全部范围才得以曝光,迫使 3M 最终逐步淘汰了相关生产,并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
斯坦利·库尼茨(Stanley Kunitz)的首部诗集《理智的事物》(*Intellectual Things*,1930年)是最新一期“深度切割读书会”(Deep Cut Book Club)的重点介绍对象。该卷出版时库尼茨年仅24岁,探讨了死亡、身体以及理性的局限。这些早期诗作深受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等玄学派诗人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知识分子风格,与他晚期作品(如《肖像》)中直接的情感共鸣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诗歌之外,库尼茨的一生充满传奇:他曾两度担任美国桂冠诗人,荣获普利策奖,并终身致力于捍卫知识自由。20世纪30年代,作为《威尔逊图书馆员公报》(*Wilson Bulletin for Librarians*)的编辑,他带头开展了《图书馆权利法案》运动,主张“审查最少的图书馆服务最佳”。
作者在数字化这部公共领域作品的过程中,突显了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斗争:在尝试利用人工智能转录文本时,他遭遇了自动内容过滤——这正是库尼茨毕生抗争的审查制度在数字时代的体现。该项目不仅提醒人们库尼茨对言论自由的历史贡献,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不断演变的挑战。
Anthropic 近期更新了旗下 Claude 消费级应用的系统提示词,采用了更为条理化的文档结构。最新模型 Fable 5.1 引入了多项重大政策调整:
* **版权限制:** 新增了明确指令,禁止 Claude 重现受版权保护的歌词、诗歌、书籍段落以及视觉艺术(包括 SVG 等代码生成的图像)。无论用户如何变换措辞,模型均被要求一律拒绝此类请求。
* **回复风格:** Claude 现在被引导以更简洁的方式进行回答,避免使用“老实说”、“真诚地”等填充词,以保持更直接的交流基调。
* **滥用处理:** 模型不再被明确要求向无礼用户道歉或主动结束对话。相反,Claude 被鼓励在保持自尊和稳健、诚实互动的同时,无需表现得唯唯诺诺。
* **减害指南:** 系统提示词首次包含了指向外部减害资源(如 DanceSafe)的链接,旨在提供有关非法物质的安全信息,同时严禁提供任何生产或用量指导。
作者利用大语言模型自动追踪并对比了这些系统提示词的差异,并将其发布在公开的 GitHub 仓库中,旨在提高 Claude 不断演进的行为准则的透明度。
Mimic Systems 公司的 “斯巴达人”(The Spartan)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臭名昭著的“雾件”(vaporware),它曾承诺能将 Commodore 64 变成 Apple II+ 模拟器。该产品于 1984 年首次发布广告,直到 1986 年才送到用户手中,但彼时它已毫无技术价值。
“斯巴达人”通过以默剧演员为主角的离奇平面广告进行营销,是一个笨重且拼凑感十足的外设。它要求用户将设备进行物理连接,这涉及复杂的布线以及一张可选的 DOS 卡,而这张卡经常导致软盘驱动器报废。除了设计拙劣外,该公司还深受管理混乱、设计变更反复无常以及极端微观管理文化的影响。当时的评论极其刻薄,指出了其漏洞百出、不兼容以及整体毫无用处等问题。
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斯巴达人”在收藏家群体中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崇拜地位;最近,一套配置齐全的设备以超过 5500 美元的价格售出。尽管有传言称该公司总裁最终挪用工资潜逃至南美,但该项目最持久的遗产仍然是其莫名其妙的默剧主题广告宣传。如今,它已成为“崇高实验”的经典反面教材,因执行不力、时机不当和领导层的问题而以失败告终。